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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元杂剧主调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元代戏剧家大致通过惩治、缅怀、隐遁等方式来排遣特定时代给予他们的整体性郁闷，其中有些方式以自己强有力的开拓力造成了日后延绵久远的艺术规程。如果说，起到“民间法庭”作用的公案戏、包公戏是体现了历代人民惩治恶势力的愿望的艺术规程，那么，众多的历史剧则是体现了缅怀功能的艺术规程。面对着污秽黑暗的现实，除了作出必要的争斗外，人们很自然地向古代英雄的亡灵求援，冀求那远逝的耿耿正气重新弥盖华夏。魂兮归来！一切历史剧总是蕴藏着一种幽远的呼唤声。就某些戏剧家个人来说，他们创作历史剧可能有着特殊的艺术目的，但把一个时代的各种历史剧集合在一起，即可看到当代人对于历史的一种很有侧重的审美选择。
元代历史剧的基本精神乃是：不断地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形象，在观众群中提醒着亡国之痛，煽动着复仇之志，渲染着强梁之气。这也就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戏剧领域里历史剧的创作习惯。一般地说，中国历代的历史剧大多以豪壮、阳刚为基本风格，偶尔也有绵细、阴柔之作，但即便是这种作品，往往也能引出长长一声浩叹，取得并不细柔的审美效果。诚然，前代的爱情故事，久远的风流传闻，也有借来作为戏剧题材的，它们的风格往往仅止于哀怨轻婉，但无论戏剧家还是观众，一般都不把它们作为历史剧来看待，因为它们只是向历史撷取素材，而未曾获得历史本身的魂魄。戏剧家只要认真、慎重地向历史伸手，就会对历史有超乎情节故事之外的更多的冀求，就要满足自己和观众们用深沉的目光回顾前代、以怆然的心情缅怀往昔的需要。这一传统，实在是元代的戏剧家们就开拓了的。
就具体剧目论，在元代的历史剧中，以《汉宫秋》、《梧桐雨》为代表，旁敲侧击地烘托出了汉族在民族斗争中败亡的景象，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笔墨浓重地宣扬了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以一批水浒戏和三国戏为代表，色调繁富地渲染了强悍豪壮的英雄气概。这几个方面，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一起组合成了元代历史剧的完整系统和基本格调。
一、《汉宫秋》
《汉宫秋》是元代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影响最大的早期历史剧之一。
初一看，这出戏与白仁甫（白扑）的《梧桐雨》都是写帝王和妃子间的哀怨艳情的，艺术格调和思想意义都不会很高，然而实际上，这两出戏在哀怨凄苦中颇有一点放达开阔的气象，绝不囿于一般艳情戏的格局。这一点，《汉宫秋》更为突出。
《汉宫秋》表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元帝从全国征选美女入宫，民女王昭君被选中，由于无钱贿赂奸臣毛延寿，毛延寿在向汉元帝进呈入选美女画像时故意把她画丑，结果她被贬入后宫寂寞的长巷。一天夜里，正在巡宫的汉元帝听到琤琤的琵琶声，追寻而来，发现了她，为她的美貌倾倒，于是立即封妃，并下令捉拿毛延寿。但是，毛延寿已经闻讯逃到了匈奴单于那里，并把王昭君的真实画像献给了单于。单于以强大的兵甲为后盾，向汉元帝索要王昭君和亲。汉元帝无奈，只得挥泪送别爱妃。王昭君行至黑龙江畔，即投江而亡。此后，匈奴与汉族的矛盾倒没有恶化，而汉元帝却只能在梦中想念王昭君了。
这样一个生死离别的爱情题材，为什么会呈现出放达和开阔的气象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戏中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是被充分政治化了的。并非一切以帝王的情感生活为题材的戏都是这样的。有不少戏，借金銮宫苑来展开爱情故事，而就爱情故事本身的实质而言却并不具备明显的帝王特色，置之一般的封建官僚家庭也未始不可。《汉宫秋》与之不同，它所展现的婚姻方式与爱情方式，只能是帝王的，而且在这种婚姻方式和爱情方式展开的每一步上，都与封建政治密切相连。
你看，作为这个爱情故事的起点，全国选美，藉以满足一人私欲，这就是政治走向腐败的一个明显标志。奸臣毛延寿一上场就自道心计：“教皇帝少见儒臣，多昵女色，我这宠幸，才得牢固”。可见，《汉宫秋》的悲剧的全部起因，就在于政治悲剧的存在。
如此广征博收，皇帝总该获得美满的婚姻了吧？没有。且不说婚姻的美满全不能以数量来考定，而即便皇帝想在众多宫女中选择一名合适的配偶，也极不自由。《汉宫秋》告诉我们，原本可能对汉元帝比较合适的王昭君，就因奸臣从中作梗，被打入冷宫。其实，这也就是把皇帝所剩不多的那一点感情打入了冷宫。毛延寿留给汉元帝的，只有一大堆没有灵魂的**。这也不能全怪毛延寿一人，在没有毛延寿的那些朝代，帝王们的婚姻不也常常被一批太监、弄臣、权奸操纵着，被各种政治利益、门户地位、和其他许多外在因素控制着吗？
待到汉元帝与王昭君不期而遇，汉元帝的真实情感才从层层锦缎的包裹、窒息中有所复苏。但是，直到此时，他与王昭君的情感仍然勉强地系结在上下颠簸的政治舆座之上。他不能不用政治手段来惩处毛延寿，但毛延寿立即把朝廷之内的政治矛盾扩大为汉朝与匈奴间的民族矛盾，一星刚刚点亮的爱情火花，又在政治的风雨中颤栗了，尽管这还是帝王的爱情。是啊，耿耿山盟海誓，怎抵得住十万控弦甲士呢？无可奈何，王昭君只得纵身于黑水波涛之中，汉元帝只得寄情于幽梦孤雁之间。
总之，《汉宫秋》所写的帝王与妃子的爱情生活，始终牢牢地依附着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这种爱情
是特殊的、畸形的，而这种政治
却与当时的国计民生相关，连结着千家万户。因此，这种特殊的爱情生活就不是仅仅因为特殊而进入到艺术领域来的，而是具备了既特殊又普遍的典型价值。柔媚的情爱，牵连着金阙风云、塞外兵甲，关系到忠奸角逐、民族较量。汉元帝与王昭君深夜相逢，立即给以毛延寿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带来了危机，而王昭君最终能否归属汉元帝，又与万里江山归属于谁的问题紧相缠绕。这样的爱情描写，怎能不在哀婉柔媚中展现出开阔的天地呢？
有着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的爱情生活，历代都有，但表现在艺术中，却往往以历史题材为宜、为便。在封建大一统的国家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统治者们的爱情，都处于隐秘状态，要写政治化了的爱情，或爱情化了的政治，遇到的是双重的隐秘性。这就需要靠时间的力量的冲刷。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排除了隐秘性，人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两者之间的确实关系，把握住这两者之间因果往还的全部深刻性，仍然需要有时间和距离的帮助。这正如只有登高极目，才能搞清远处的水系和山脉之间的关系，而置身其间，则很难把握住整体关系的全景一样。更何况，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又与历史本身不同，需要发挥艺术家本身再创造的自由，这种自由，往往需要借助时间的飘浮力。马致远来写汉元帝和王昭君，已经具备了历史所给予的洞察力和自由度，所以能够操持全盘关系，敢于褒贬评判，写出深度和广度。
《汉宫秋》之所以能展现出放达和开阔的景象，除了给爱情描写灌注了深刻的社会政治内容外，还由于这种描写中寄寓着马致远沉痛的现实感受。质言之，这个汉代的爱情故事，不仅关联着汉代长城内外的广漠天地，而且还关联着元代大江南北的政治生活。而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为重要。
与《梧桐雨》一样，《汉宫秋》故意触及了民族问题，呈示了汉族在与少数民族的较量中失利的破败景象。不难看出，这在由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元代是颇关现实痛痒的。《梧桐雨》一剧，把故事的开端设在“契丹部擅杀公主”的民族纷争事件之中，而节度使派出去征讨契丹的将领安禄山，又恰恰是“突厥觋者”之子，他以后就成了整个爱情悲剧的肇事之人。以后剧情之中，白仁甫一再让剧中人称安禄山是“逆胡”、“狂胡”，一再借剧中人之口悲叹“可怜见唐朝天下”。这种题材选择，这种艺术安排，明眼人一看便可窥得其中底蕴：白仁甫分明以一种遗民的情绪在诅咒元代现实，缅怀大宋年月。比起《梧桐雨》来，《汉宫秋》的诅咒和缅怀就更大胆、更显露了。
请看《汉宫秋》第三折，汉元帝与王昭君在灞桥饯别，两人口口声声不离“汉家”、“大汉”、“汉朝”，王昭君甚至不愿意以汉家衣裳为匈奴娱心悦目，竟当场脱去留下：
王昭君 妾这一去，再何时得见陛下？把我汉家
衣服都留下者。正是：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
妾；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
汉元帝 罢罢罢，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我哪里是大汉
皇帝！
待到王昭君“伤心辞汉主
”，来到汉番交界处，剧作又一次以浓烈的笔墨作了强化处理：
王昭君 这里甚地面了？
番使 这是黑龙江，番汉交界去处；南边属汉家
，北边属我番国
。
王昭君 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
，长行去罢。（奠酒）汉朝
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跳江。番王惊救不及。）
饯别和投江，是《汉宫秋》里的两个重要片断。看得出来，凡在剧情关节处，马致远都要反复提及一个“汉”字，而一提及“汉”字，他就情感澎湃，笔墨生辉，立即配上精彩的段落。这里反复出现的“汉家”、“大汉”，主要是指汉朝，但马致远故意利用这个字的双重含义，极尽皮里阳秋之能事，重重地烘托出在民族
意义上的“汉”字，连题目《汉宫秋》也埋藏着这个意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元代广大汉族人民的现实遭遇给了马致远以充分的理由。
如所周如，在元代，汉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蒙古族统治者以明确的等级划分贯彻了他们的民族歧视政策。从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看，汉人在各个方面都备受欺凌。总之，种种社会争斗，汉人一旦涉足便只能自认倒楣，一个“汉”字，顿时竟成了屈辱的象征。正是为此，马致远故意要把一个“汉”字写得大大的，并让它反复地出现在演员口中，出现在剧作的各个重要段落上。这是一种巧妙的反抗，也是一种无畏的挑战。当然，马致远的旨意绝非仅仅停留在一个“汉”字上，绝非仅仅借用这个词汇来作文字性的影射，而是有着更多的内涵。他要提醒广大观众，无情的历史，曾经使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再地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要人们品味其中的苦涩之味，在重尝前代苦果的过程中更深切地领略现实生活中相似的苦果。他要把一段浓缩了的羞辱呈现在舞台上，以提防在羞辱中生活的广大观众的麻木。这样，《汉宫秋》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容就具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进攻性，马致远的才情，也就在上通下达、说古论今中显现为放达。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致远还不仅仅是张扬汉家志气、批斥种族歧视，而且还在剧作中揭示了汉家败亡的原因，狠狠地诅咒了各种昏庸的文臣武将，无情地鞭笞了变节行为。在马致远的时代，这种愤怒的声音针对着什么，也是不言自明的。请看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是这样在叹息的：
汉元帝 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这位可怜皇帝的这段唱词是很著名的：
汉元帝 ……休休，少不的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陡恁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这对白食俸禄、无能无德的一大批昏官萎将作了有力的批判，既是指遥远的汉代，更是指败亡不久的宋代。
为了严厉批斥在民族斗争中的变节者，马致远对于有关的传说、史料中的毛延寿形象作了重大改动。首先，毛延寿的身分由画工改成为中大夫，成了左右朝廷命运的重臣之一；其次，毛延寿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索贿者，而是成了一个为私利不惜变节，周旋于两个民族之间妄图得逞的政治阴谋家。这样，马致远就对汉朝耻辱的造成原因的追索，由外部转入内部，由偶然转入必然。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元代知识分子对于宋朝灭亡原因的深入思考成果。马致远故意把匈奴的单于写成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把悲剧的承受者和悲剧的制造者作了同向归并，使悲剧的因果处于相交相融的复杂状态，从而把悲剧本身引向深刻。如果仅仅单方面地写单于的强大和凶悍，这场民族斗争就会被表现得简单化、浮面化。马致远的悲愤，显然在于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毁损。如若仅仅是因为遭遇强敌而致毁损，那就只能产生怜惜、哀悼，而不会引发出如此沉郁的悲愤之情。一出戏，既然包容了一个败亡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的悲愤和思索，那么，不管它的外层故事如何柔婉轻倩，其内在格调也会是豪壮、深沉、开阔的。
以上缕析的种种思想因素，要获得艺术体现就得溶解
在一种情感形态
中。这种情感形态可概括为：悲怆的失落感
。各种思想因素，也以此为归结。《汉宫秋》如此，前面多次提到过的《梧桐雨》也大致如此。《汉宫秋》一剧的全名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杂剧》，《梧桐雨》一剧的全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无论是“幽梦孤雁”还是“秋夜梧桐”，都是在失去心爱的妃子之后的苦苦思念场面。两剧的文章，都是着重做在失落之后
，以怀旧、追悔、悲愤为归结。这种以艺术方式表达出来的浓重的失落感，集中体现了元代汉族人民的广泛的社会心理，马致远和白仁甫又掺入了自己的失意情绪，使之更加强烈。
不管在剧本中包含着多少亢奋的因素，以失落感为归结，毕竟比较消极。幸好，《汉宫秋》和《梧桐雨》不是元代历史剧的全部。在元代历史剧的整体系统中，它们成功地起到了渲染背景的作用。其他剧作家可以以马、白描绘的内容为背景，展现出自己的人物、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格调。虽然它们本身都是完整的戏，但在元代历史剧这个整体舞台上，它们被天然地分配到的职能是铺排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气氛。元代其他历史剧所支撑着的历史支点，可以在它们所传达的环境和气氛中寻找。
更强悍的精神，可以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萌动起来。
失落感只是对这种环境和气氛的直捷和简单的情感反应。就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绝不会把自己的生命耗损在孤灯幽梦之中。
于是，戏剧家们开始呼吁复仇。
二、《赵氏孤儿》
这是一出怵目惊心的历史大悲剧。它把浓稠的鲜血、强悍的生命，铁石般的意志，烈火般的复仇精神呈示在舞台上，使历代观众为之深深震动，连域外异邦也受到感染。
它以一种强烈的审美形式，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专制主义的抗争精神。
只要一提到《赵氏孤儿》，无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会浮现出一组可歌可泣的形象：他们心存正义，头顶阴霾，面黑体瘦，衣带飘飘，踏着刀丛剑树，向着死亡挺进。或许，法国艺术家罗丹所雕塑的《加莱义民》的群象，与之相近似吧？
《赵氏孤儿》的剧情如下：
春秋时代，晋国曾有武将屠岸贾和文臣赵盾二人。屠岸贾狡作忌妒，在晋灵公面前诬陷忠良的赵盾，结果，虽然赵盾是晋灵公的亲家，一家三百口还是被诛杀了。连赵盾那个已经做了晋灵公驸马的儿子，也被逼自杀。
只剩下一个婴儿没有找到。然而，这是一个多么使屠岸贾担心的婴儿啊：他不仅是赵盾的孙子，而且也是晋灵公的外孙，不斩草除根，将来会给屠岸贾带来多大的威胁！
于是，屠岸贾派将军韩厥守住驸马府的大门，并发布号令，谁人盗出赵氏孤儿，便处斩九族。
但是，血的汪洋，毕竟没有浇灭善的火苗，毕竟没有吞没天地间的一脉同情之心。茫茫人海间，毕竟还有一批舍身取义的人。先是赵氏孤儿的妈妈（也就是晋灵公的女儿）把孩子托咐给一位经常出入驸马府的民间医生程婴，为了消除程婴对于泄密的担忧，自己立即自缢身死；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企图带出门外，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没有料到韩厥也深通理义，放走了程婴和孤儿，自己拔剑自刎；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出，竟下令杀光晋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违抗者杀全家，诛九族，程婴为了拯救晋国的婴儿，决定献出自己的婴儿来替代赵氏孤儿，并由自己承担“窝藏”的罪名，一起赴死；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深深地赞成和感佩程婴，但又觉得程婴还太年轻，立即赴死显然太早，于是硬要以自己苍老的身体来代替程婴，并要程婴去揭露自己，结果公孙杵臼在招认了隐藏赵氏孤儿的罪名后撞阶而死，而被屠岸贾拔剑砍死的婴儿正是程婴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真正的赵氏孤儿的安全。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他这一切，他就把复仇的烈火喷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
《赵氏孤儿》的作者是大都人纪君祥。他的情况，我们很不清楚，但从这个剧本看，他至少是一个敢作敢为、勇于裁断的艺术家。他对于历史剧的创作观念，较少拘谨，较多自由。他不是在以戏剧形式再现历史，而是凭借着历史材料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即便是不太细心的读者也不难指出。《赵氏孤儿》所表现的那一个历史事件，与《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纪君祥是不是凭借着另一种史料呢？不是。他凭借着元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和社会精神需求，凭借着自己的创作个性，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取舍和改造。结果，在他笔下出现的，虽然还是春秋故事，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元代的《赵氏孤儿》，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象一切成功的历史剧一样，《赵氏孤儿》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处所倒是它突破史料的地方。从善的一方面论，如程婴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替上，并亲眼看到屠岸贾把他剁为三段的情节，在戏里至关重要，然而是虚构的；连屠岸贾亲自派出的守将都归向于善，不惜杀身成仁的情节，对于表现善的力度和广度自然也是精彩的，然而这也只是作者的一种设计。就恶的方面论，屠岸贾故意构陷贤良的赵盾，为搜孤不惜杀尽全国婴儿等令人发指的内容，同样是艺术创造的产物。采取这些措施，艺术效果是明显的，至少使得这出戏强烈而集中，产生一种极其浓郁的悲壮感。但是，这种艺术效果又是通向什么社会心理效果的呢？纪君祥写出这么一出引泪、烫手的剧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就象马致远把一个“汉”字写在《汉宫秋》剧名的首位一样，纪君祥把一个“赵”字写在《赵氏孤儿》的首位，也是别有深意的。
赵，乃是刚刚灭亡了的宋代皇家宗室的姓氏！
剧中公孙杵臼唱道：“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勇，扶立晋室山河百二雄”。这里当然有着不是少数人才能听出的弦外之音。反元复宋，把大宋的余泽长期保存，百死不辞地争取和等待复仇的那一天，这在《赵氏孤儿》中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意蕴。
在黑暗的年代，历史剧采用这样的借喻和影射，并不奇怪。事情的难点只在于，一要使这种急迫的现实需求具备充分的历史依据，即象剧中设计的这样的事件，在春秋时代完全有可能发生，剧中所流溢出来的壮烈情怀，在春秋时代确实存在；二要使这种以历史面貌出现的故事，在现实的观众群中立即能点起理解的烈火，而不应让作者的真实意向被历史的衣履包裹得过紧过密，以至使台下的广大观众无法轻捷地领悟。《赵氏孤儿》在这两方面都是出色的，乍一看它完全是在叙说春秋旧事，追寻祖先雄魂，但是当它一旦出现在元代的艺术舞台和生活舞台上，当“赵家枝叶”、“赵家山河”之类的词语不断从演员口中吐出，当众多的角色为了在血腥气中保存赵氏根苗而前仆后继的情节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难设想，那些由赵宋王朝生活过来的观众会是如何地热血沸腾。这当然不仅仅是词语上的联想，而是戏剧和观众在现实感受上的逼近以至融合，其实，在赵宋王朝尚未最后灭亡的时候，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已经在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强烈感应。例如文天祥就在诗中写道：“夜读程婴存赵
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程婴存赵
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使北》），从这样的诗句看，不必讳言，在宋元之交，赵氏孤儿的故事已成了一种全社会心照不宣的共同政治隐语，而文天祥本人最后的凛然壮举，显然也受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受了程婴形象的默默滋养。
既然文天祥以“程婴存赵”为榜样而未能延续赵宋王朝的命运，那么，曾几何时，纪君祥在元代戏剧舞台上重现“程婴存赵”的故事，不正是对文天祥的一种继承么？“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剧的奥秘，就在于留取历史上的丹心，照亮并鼓舞现实生活中的抗争。一个“赵”字，抑或一个“汉”字，只是一种外在的点拨，一种过渡的扶杖，它们的职能，在于引导着人们去领受内在的、贯通古今的历史精神。
历史剧在以一种内在精神贯通古今的时候，究竟是重古还是重今呢？一般说，在外在形貌上重古，在内在精神上重今。质言之，《赵氏孤儿》与其说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不如说更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当然，这是一种曲折的反映，一种以戏剧家强烈的主观情绪为中介的反映。为什么《赵氏孤儿》要让志士仁人们流那么多的鲜血，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完全是因为，纪君祥所目睹的元代社会现实太黑暗了，他心中积郁的忿恨太深重了，他知道要与如此黑暗的世道较量，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可怕了。这样，他就从审美形式的强烈程度，折射出了他所立足的这个时代。在元代本身，在纪君祥周围，未必有象《赵氏孤儿》中描写的那样惨烈的战斗，甚至当时还可能只是呈现出一派沉默，平庸的景象，但是，艺术的崇高职能，并不只是反映拥塞于身边的事实，而在于对身边的现实作出理想化的反响。这种以审美方式作出的反响，也是一种反映；这种以义无反顾的决绝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意念，也是对产生这种意念的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对历史精神的缅怀和呼唤，也是对需要这种历史精神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从题材古远的《赵氏孤儿》，我们首先看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激愤情怀，然后看到了元代社会的精神需求，最后，我们也曲折地看到了元代社会的黑暗面貌、阴冷现实。就在这种幽深而蕴藉的审美过程中，《赵氏孤儿》发挥出了它特殊而又巨大的艺术魅力。许多优秀的历史剧，与之相类。
《赵氏孤儿》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元代的精神需求，而且还以整个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代表出现在国际文化界。《赵氏孤儿》早在十八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曾引起了欧洲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关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大文豪歌德甚至还受它的启发，写过在情节上故意与它近似、在旨趣上又有民族性差别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稍加对照，可以有助于理解《赵氏孤儿》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伏尔泰
在一七五五年写了一出题为《中国孤儿
》的剧作，把故事拉到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基本情节如下：成吉思汗早年游历到燕京，结识过一个美丽的少女叫叶端美（Idame），但是，叶端美的父母见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就不让女儿与他往来，并且很快把叶端美嫁给了大臣尚德（Zanti）。五年后，成吉思汗席卷中原、摇撼宋廷，宋皇无奈，把自己的婴儿托给尚德抚养。这件事不久败露，成吉思汗逼索婴儿，尚德决定交出自己的婴儿来代替朝廷遗孤。然而尚德的妻子叶端美坚决反对，她认为，天底下应该人人平等，皇帝的婴儿和百姓的婴儿价值相等，为什么要以一个婴儿的死去换取另一个婴儿的生？为什么忠义精神竟包含着如此残酷的内容？她决定直接找成吉思汗评理。成吉思汗见到五年前的心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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