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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则天杀废亲子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武后方逞其志，不满太子李弘，用毒酒将其害死。
（1）毒杀太子李弘
武则天生性喜好权势，一朝得志，她的意图绝不是正位中宫，参与朝政，而是要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她要及时除掉一切妨碍她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争夺最高权力，使武则天与儿子之间矛盾重重，而大儿子李弘最先被毒死。
武则天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生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正月；次子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三子李显（又名哲）生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一月初五；四子李旦，生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六月初一。武则天害死王皇后、废弃太子李忠后，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初六，把只有四岁的儿子李弘立为太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十月，高宗就培养十一岁的李弘参与政事，下诏令太子每隔五天在光顺门朝听官臣的上书，一些小事统统由他处置。李弘的品性与武则天完全不同，他仁孝谦恭，对朝臣以礼相待，深得高宗欢心，并且很受大臣百姓拥护。
高宗遵从太宗遗愿，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又发动大规模东征的战役。多年的战争使百姓的兵役与徭役负担加重，东征的兵士也出现逃亡现象。高宗下诏令这些逃亡的军人在规定时间内投案自首，要是在期限内不投案自首或再有逃亡的，要处以极刑，家口没官。太子李弘上书谏诤，指出这一诏令在执行中造成的一些冤案：有的士兵由于患病而无法远征从军；有的由于采集柴草被敌军俘虏，有些士兵由于渡海淹死或深入敌境作战身受重伤而无法归伍，像这样的事情，执行法令的人搞不清情况，全部按逃亡处理，将不该逮捕的关押狱中，把不该没官的家属大量没官。他请求高宗：“像这样杀害无辜，不如修改诏令。希望陛下撤消逃亡士兵家属籍没入官的成命。”高宗奏准。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到东都洛阳，叫李弘留守长安监理国政。这年大旱，关中粮食匮乏。李弘验察廊下守卫士兵所吃的干粮，发现有的竟然是榆树皮和蓬实，于是私下命令东宫太子家令寺给这些卫士提供米。
这时，他发现义阳、宣城两公主三十多了还没有嫁人。她们是萧淑妃的亲生女儿，因为萧淑妃的原因长期被囚禁在掖庭宫。李弘非常吃惊，又非常同情，立即上奏父皇，请选婿出嫁，高宗答应了。李弘还上奏请求将同州沙苑的国家土地分借给无地贫民。
李弘还能够纳谏。太子有些疏远东宫的属官，典膳丞全椒人邢文伟就削减他的膳食，而且上书劝说他。太子在给他的回信中认识到错误，说明接受他的建议，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己多病，并经常进宫侍奉皇上，空闲时间少。没过多久，右史这个位子空缺，唐高宗说：“邢文伟侍奉我儿子，能用撤减膳食的方式进行规劝，这是耿直的人。”便将他提升为右史。
太子在一次宴会时，叫东宫的官吏表演“掷倒”的杂耍。按次序轮到左奉裕率王及善表演时，他说：“表演‘掷倒’，应该是乐官的职责，要是我执行您的命令，我怕没有辅助太子的资格了。”太子向他承认了错误。唐高宗知道后，赏赐给王及善一百匹缣，不久提拔他为左千牛卫将军。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八月，高宗染上疟疾，就让李弘代替自己在延福殿听取百官奏事，在实践中学习处理朝政。高宗还选择右卫将军裴居道的女儿做太子妃。送聘礼时，有关官员奏称“用白雁最为吉利”，碰巧在宫苑内捕获到罕见的白雁，高宗非常高兴。十月完婚后，裴氏非常贤惠。高宗曾对侍臣说：“东宫的内政，我非常放心了。”还常说：“太子仁孝，礼敬大臣，自古至今少有。”
在高宗对李弘精心培养满怀希望的时候，也恰好是武则天处心积虑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李弘的思想作为，尤其是其势力越来越大，对她以后登基非常不利。其实，武则天对李弘的举动早就加以防备。她发现亲生的长子李弘颇有心机，居然多次违背自己的旨意向皇帝上奏，尤其是连自己仇敌萧淑妃的女儿也奏请出嫁。她不仅恼怒，而且还给李弘点颜色瞧，把义阳、宣城两公主许配给权毅、王遂古，而这两人仅仅是守卫宫城的普通士兵。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唐高宗风眩病非常严重，准备让天后武则天代为处理国家政事，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皇帝治理外朝，皇后治理后宫，是自古到今的常理。从前魏文帝曹丕曾经立下法令，即使皇帝幼小，太后也不许临朝听政，这是为了防止发生祸乱。陛下为什么不把高祖、太宗的天下传给子孙，反而交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人李义琰说：“郝处俊的话是最忠诚的，陛下应该听从他的建议！”唐高宗于是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想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李弘。这就使野心勃勃的武则天一定要除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四月，李弘随高宗、武后到合璧宫，武则天在这月二十五日，用毒酒把只有二十四岁的李弘害死。高宗得知李弘的死，伤心欲绝。没办法，只得在五月下诏追封李弘为孝敬皇帝，帝子谥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控制李贤
李弘死后，高宗寄希望于次子李贤身上，六月初五，下诏把二十三岁的李贤立为皇太子。李贤自幼聪明，举止端庄，很小就读了《尚书》、《礼记》、《论语》，一目十行，过目不忘。高宗十分喜欢他。为使李贤尽快熟悉政事，高宗在他成为皇太子之后，就让他处理政事。李贤处理政务精明果断，朝廷百官都称赞他。这使高宗异常开心，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亲下手诏褒美道：“皇太子贤自监国以来，关心政事，安抚百姓，运用刑罚非常小心。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攻读典籍，汲取精华，喜贤好善，可以担当国家重任，非常符合朕的心意。”并赐绢五百段。
李贤又招集一批学者，有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纳言，以及格希元、文藏诸、成玄一、许叔牙、周宝宁等，与他们一块注范晔《后汉书》。这些学者中为首的张大安是张公瑾之子，而张公瑾是玄武门政变中帮助李世民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他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用不着占卜；后来又紧紧把守玄武门，成为太宗获得帝位的功臣。李贤以注书为名召集这批学士，实际上是在加强自己政治上的势力，在后党“北门学士”之外另外树立太子系的一派势力。而《后汉书》中有关于后汉政权旁落皇太后、外戚手中的记载，注《后汉书》似也包含有指出武后专权的只言片语。注书完成后，高宗赐绢三万段，并将书保存在秘阁。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五月，高宗又让李贤监理国政。这时，武则天不但看到次子李贤的政治势力超过长子李弘，而且高宗也非常希望培养这个儿子尽早继承大业。这使她面临高宗驾崩后大权会落到李贤手中的危险。武则天便千方百计地加紧控制李贤。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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