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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殷维，1996年生，除了出生时母亲难产，我险些夭折，之后二十多年再没遇过不顺。
18岁考入名牌大学，攻读法学专业，22岁毕业，通过司法考试，做了三年辅警。
家里经济条件良好，父母感情和睦，思想民主自由。一直以来，我从没觉得生活苦过，交际圈子里，朋友，同学，几乎都与我条件相当。
身边即世界，这层缓冲带，将我包裹得很好。
由于性格开朗，擅长与人打交道，大学期间和学长前辈学习投资，已经实现小程度上的经济独立。起初的打算是做一名律师，在律所安稳度过余生，如果有缘，遇见一位当地女孩，恋爱，结婚，生子，正常轨迹。
我更多是个务实的人，没有许多冒险的想法。
在准备入职律师事务所之前，我却忽然萌生做警察的想法。
按后来万玫的话说，所处的环境过于友善，以至于自己对整个社会的态度极端积极。确实，我渴望回报社会，为群众做好事，帮助别人在我心里是一种证明自己活着的方式。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曾救过一个落水儿童，被当地新闻报道持续两个月。
大概是从那时候起，我心中就有做警察的想法了。
因为通过司法考试，加上那次事迹表彰，我很快通过了当地公安局辅警的招聘，合同期三年。
与我想象的工作生活略有不同，并没有那么多事情去要处理。我热爱我的工作，但分派给我的任务实在很少，生活渐渐趋于平淡。
2021年的3月，是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最后一个月。
那天轮到我负责半夜的接警，3月20日凌晨两点半，我正趴在桌子上小睡，由于轻微感冒，头疼欲裂。
忽然此刻铃声响起，我迅速接起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说，
“您，您好。”
我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她犹豫了几秒，支支吾吾地报出了自己的地址，
“芙蓉，芙蓉小区，e301，三栋。”
我记下地址，但她并没有说出自己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我……”
她足足犹豫了十几秒，最后说，
“我丈夫打我。”
我说请她稍等，我立刻联系局里的同事出警帮忙。
挂断电话，我起身准备去办公室，此刻电话又响起。
还是刚刚那个女人，她缓缓地说，对不起啊，警察同志，不需要出警，不需要了。
我反复确认了几遍，确定不需要么，她说，确认不需要。
之后便没有出警。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并没有在意，直到3月结束，我离开公安局，准备还是去律所工作。
有天，我在律所帮同事整理材料，那是一份遗产处理的资料，无意间看见纸上的一行信息，是芙蓉小区三栋e301。
我感到眼熟，想了一会儿，这才想起那天半夜报警的女人。
她死于车祸。
同事说，那个女人在3月6日和丈夫去民政局申请离婚手续，三十天冷静期后再确认离婚，她死在了4月5日，正好是最后一天。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虚无。
我真切体会到我与这位女性的死亡相关。
如果我当时再多一点谨慎，坚持出警，事情会不会变得稍微不一样，正是这稍微之处，就能挽救一条人命，准确来说，是三条人命。
自那之后我自责，消沉了一段时间。
一个月后，我接触到很多离婚官司，大部分都是因为单方出轨导致感情破裂。我一边处理官司，一边给那些女士提出建议。她们大部分都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有的是化浓妆风风火火来，有的是面容枯槁地来，有的怀着必胜的决心，有的委曲求全只希望能拿到孩子抚养权。
在处理财产法律纠纷之外，她们常问我其他事，例如该怎样搜集出轨证据，怎样了解丈夫的行踪，怎样保留被家暴的证据，我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提出客观可行的建议，其中不乏有些女士已经精神失常，尝试用非法律途径进行报复，我尽力规劝，争取在财产方面为她们获得最大保障。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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