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制定了均田租庸调法。
唐初经济经过隋末战乱凋敝不堪，全国在籍的户口不满三百万，约相当于隋盛时的三分之一。黄河下游地区茫茫千里，杳无人烟，鸡犬不闻。为了能够重新召回流亡的农民在土地上进行生产，为了能从占有土地的人中征收赋税以解决财政来源问题，正常地运转国家机器，唐沿用和改良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调制。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前者的主要内容是：（1）授田根据户籍。规定三岁以下的小孩为黄、四岁至十五岁为小、中为十六岁至二十岁、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户籍由县里每三年编写一次。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老男、残废人、守寡的妻妾受田三十亩；户主均增加二十亩；以二十亩为这些人的永业田，余为口分田。（2）贵族官僚授田另有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男爵到最高的亲王可分永业田五顷到一百顷。武官获勋从武骑尉到最高上柱国可分永业田六十亩到三十顷。职事官从九品到一品可分永业田二顷到六十顷。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将地租充当俸禄的一部分，最低九品小官二顷、最高一品官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地租作办公费用。最高的中央官署可占二十六顷。（3）地少人稠受田不足的叫狭乡，地多人少受田足的叫宽乡。狭乡占口禁止过限，口分田只授半数，但可以在宽乡遥授土地。宽乡有剩田处，只要申报立案，可以经当地官府批准超额占田。官人永业田和勋田要在宽乡授给。（4）永业田不再收还，可传给后代；口分田死后还官；职分田离任时移交下任官员。（5）严格控制土地买卖。一般卖口分田要受到刑罚，财产没收，地还本主。但平民有身死家贫无法埋葬的，准许将永业田出卖；迁往宽乡和卖充邸店、住宅、碾磑的，并准出卖口分田。官人赐田和永业田可以出卖。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法定本人应占的数额。
唐的均田制是在隋末土地占有关系混乱的前提下施行的。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土地的占有状况、来源以及所有权呈现了复杂的情况。对于没有受触动的地主土地，不管超过法定数额与否，通常是不去干涉的，实际上只不过有个均田名义。对贵族官僚，则用这个名义允许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一部分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得一部分土地，唐使之通过均田令“国有化”；也有一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因实行均田令而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均田”决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分配田地，也不保证每个农民占有的土地数目都符合法令上的规定。
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相适应，规定：丁男每年向政府交纳粟二石或稻三石，叫“租”。交纳绢或其他绵三两，丝织品二丈，或交纳麻三斤，布二丈五尺，叫“调”。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天，若不去服役，每天折布三尺七寸五分或绢三尺，叫“庸”，也称“输庸代役”。中男授田的要服役并纳租调，成丁后，服兵役。
唐代规定，如政府需要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最多不超过三十天额外加役。租庸调法还规定了依照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减收或免收的具体办法：水旱虫霜灾，十分损四成，免租；损六成，免租调；损七成，全免课役。唐达官贵族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除租庸调外，还有两种附加税：一种是户税，按户等征收。初分三等，唐太宗时改为九等，主要是收钱。另一种是地税，王公以下按田数亩税二升。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初设时名义上是义仓储粮以备灾荒救急，但久而久之成为正式税收。
唐代的赋役令规定了最高限度的服役时间，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能够有时间专心从事生产。但租庸调的固定额是以均田令授田足数为标准计算的，一些狭乡的农民得不到足数土地，仍要交纳满额的租庸调，实际上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唐的统治者李渊、李世民以及许多唐初期的大臣都亲眼见到隋朝的覆灭，并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具有不凡的阅历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唐太宗时君臣经常以隋亡为鉴，探求巩固封建政权的理论和方法。在此前提下，上述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的正确制定，使重新统一的政权得到巩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比隋朝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