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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崇、宋璟相继为相
唐玄宗统治前期，非常注意宰相的任用，姚崇和宋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闰十二月，宋璟继姚崇为相。
（1）姚崇十事疏
姚崇（公元650～721年），陕西居中人，他才智过人，气节高尚，历任武后、睿宗李旦及玄宗李隆基三朝宰相。他本名元崇，武后时改名为元之。睿宗时，因奏请将太平公主迁居在东都被贬职。开元初玄宗即位后，恢复宰相职务，为避讳开元尊号，更名姚崇。李隆基在军机大事等方面多询问于姚崇。姚崇独当重任，办事果断得体，体恤百姓，当时没有人能够相比，深得百姓和皇帝赏识，有“救时宰相”的美称。
姚崇为宰相之前，曾向玄宗上了十事疏，要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不然他不敢奉诏做相。玄宗说：“卿先说出来，朕当量力而行。”姚崇便说：“自垂拱年间以来，朝廷治理天下采用严刑酷法，臣请求为政先施行仁义，可以吗？”玄宗答道：“朕在这一点上对卿寄予厚望。”姚崇又说：“朝廷自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在青海与吐蕃战中失败以来，没有追悔之意，臣请陛下在三四十年内不在边疆打仗，可以吗？”玄宗点头答应。姚崇接着说：“自太后执掌朝政以来，常让宦官传诏，臣请不让宦官干预朝政，可以吗？”玄宗说：“朕早有此意。”姚崇又说：“自武氏外戚位居要职以来，继之以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专权擅事，朝纲大乱，臣请求不让皇亲国戚任台、省官，凡是斜封、待阙、员外等闲职冗官，一概罢免，可以吗？”玄宗回答：“这也是朕所希望的。”姚崇又说：“近来一些奸佞小人得宠，犯法后常常因受宠而免罪，臣请求对此秉公办理，可以吗？”玄宗说：“朕对此也是深恶痛绝。”姚崇又说：“常有豪门贵戚向上进献取媚，一些公卿大臣和地方也纷纷效仿，臣请求从今以后除租、庸等赋税以外杜绝行贿之路，可以吗？”玄宗同意实行。姚崇又说：“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太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费百万钱财，老百姓苦不堪言。臣请求今后停止营建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答：“本应如此，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怎么还能再造呢？”姚崇又说：“先朝对大臣轻慢，颇失君之敬，臣请求陛下待大臣以礼可以吗？”玄宗说：“原应如此，有什么不可以的。”姚崇又说：“自中宗朝韦月将、燕钦融因为上谏直言不讳，反被赐死之后，很多谏臣再也不敢多言，臣请求凡是作臣子的，都可以上谏，向陛下直言，可以吗？”玄宗说：“朕不仅能够容忍，还可以采纳。”姚崇又说：“吕产、吕禄差点倾覆西汉，窦宪、阎显、梁冀又乱东汉，外戚干预朝政使朝政混乱，人心思变，我朝更是这样，臣请求陛下把这些写入史书让子孙吸取教训，可以吗？”玄宗默然许久，才说：“朕对此深有同感啊！”姚崇见玄宗一一答应，非常高兴，再拜说：“这就是陛下施行仁政的开始。”十事疏成为姚崇施政的纲领。
姚崇为政特点是“尚通”，他处理军国大政时明察秋毫，机敏过人，善于分析和掌握时机，善于应变，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大事。玄宗对他非常器重与信任。玄宗向他征询军国要政，单独于便殿接见他时，每次都起身迎接，商议完便走到平台上相送。有一回，玄宗召姚崇入宫议事，正遇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就命人抬轿接他入宫。玄宗对姚崇放手使用。一次，姚崇向玄宗奏陈有关低级官吏的任命问题，问询玄宗意见，但问了好多次，玄宗都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姚崇惶恐而退。事后，受宠的宦官高力士上谏道：“陛下总理万机，宰相向您奏报政事，应该当面就给予批复，陛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玄宗说：“朕任命姚崇治理政务，是要与他共商大事的，这些小事我还用管吗？”高力士将玄宗之言转告姚崇，姚崇大喜，放手管理政事，尽心辅佐。
姚崇刚拜相时，左拾遗张九龄看到他众望所归，皇上又很器重他，就劝他远离佞臣小人，任命纯厚忠实君子，还说：“选才用人，是为政要务，治理国家就应该这样。以前用人并非不懂得知人善任，失误在于用人时凭借私情。自从君居相位，有用人之权以来，一些奸佞小人已经在下活动，阿谀奉承，极尽其所能，这些人中也有有才之人，但是却少德无耻。君用人一定要非常慎重。”姚崇很欣赏张九龄的才干，采纳了他的建议。
唐中宗以来，崇尚佛教，贵戚王公争营佛寺，让很多人为僧，僧侣享有免役特权，富户强丁有很多通过当僧侣来避徭役。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请淘汰僧尼，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君主信佛却不能使国家长久的事实，说：“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国家的福祉，何用妄度奸人，坏了正法。”玄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淘汰天下僧尼，计有一万两千多人还俗。又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和营造佛寺。这场由姚崇发起的抑佛运动增加了劳动力，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花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玄宗之弟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盘剥百姓，遭御史弹劾，李业为他求情，玄宗让中书、门下省复审。姚崇和另一宰相卢怀慎上奏：“王仙童罪名累累，御史判案有充分证据，并没有冤枉他，不可赦免。”玄宗依法治王仙童之罪，从此很多贵戚都收敛锋芒，不敢再倚仗权势破坏法纪了。
玄宗的哥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玄宗提升其亲王府录事阎楚珪为参军。录事为从九品，是流外官，参军为正七品，为流内官。玄宗应允。姚崇卢怀慎却上言：“先前圣旨规定，王公、驸马有奏请时，没有陛下亲自批示不能生效，而我们认为任用官吏应该根据他的能力，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若是因为亲戚故旧之恩就任意封赏爵位和官职，这和前朝的弊政一样，会重蹈覆辙，败坏纲纪。”玄宗再次采纳建议，没有提拔阎楚珪，从此贵戚们也很少再张口要官了。
姚崇的儿子去世，他告假十天处理丧事，所以政事堆积，宰相卢怀慎不能处理，很是惶恐，向玄宗谢罪。玄宗说：“朕把天下大事委托给姚崇，以卿来坐镇雅俗。”卢怀慎节俭廉洁，两袖清风，虽贵为宰相，却不营资产，常常把俸赐送给亲戚朋友，使得妻子也免不了贫苦，所居院宅也非常简陋，甚至不蔽风雨。姚崇回来后，很快处理完政务，颇为得意。便问中书舍人齐澣:“我为相，可与谁相提并论？”齐澣还未答话，姚崇又问：“可以和管仲、晏婴相比吗？”齐澣答：“管、晏虽不能对后世施行他们的办法，但却在当时很实用，您所施政，则随时可变，从这一点比，您不如他们。”姚崇问：“那我到底如何呢？”“公可称是救时之相。”齐澣答道。姚崇大悦，挥笔书下：“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2）姚崇治蝗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山东发生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不敢捕杀蝗虫，只会烧香拜佛请老天来帮忙赶走蝗虫。唐玄宗和很多官吏也以为蝗灾是为天灾，是由“不德”造成，想以“修德”来治虫害。宰相姚崇坚持己见，提出用“篝火”诱杀和“开沟陷杀”相结合的方法消灭蝗虫，并派出大批御史赶往各地治蝗。但这一举措立刻遭到汴州刺史倪若水的反对。他鼓吹“德化”之说，还用史书上治蝗失败的例子证明不应灭蝗，抗拒御史的治蝗督促。姚崇警告倪若水不捕蝗，将依法治罪，最后倪若水无奈从命，捕蝗十四万石，成绩显著。姚崇的治虫主张还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但他力排众议，坚持治蝗，利用昆虫的趋光特性诱杀蝗虫，终于战胜了虫害，从而使得那年没有发生饥荒。
第二年，山东蝗灾再起，姚崇又命人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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