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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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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白笑傲权贵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真正的成就只在文学,诗与杜甫齐名。文名虽逊于诗名,但有些文章也为世人传诵。

        (1)年轻气盛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根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载:“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蝉联组,世为显贵。中叶获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代白身,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青莲乡。李白的父亲是李客,没有当过官,而且在文学上也没有名气。李白天资聪颖,爱读诗书。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这话虽未免夸大,但《新唐书》本传说他十岁就通诗书;《唐才子传》也说他十岁就通“五经”。

        李白在年轻时,喜好侠士生活,并且喜欢去各地游览。史书称其:“少任侠”,“喜欢仗剑任侠,视金钱如粪土。”从这些记载来看,李白从小学习时,便和普通人不同。在日后的游历中,他结交的大多也是有豪气的侠士。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非常受他赏识。此后,他从江陵东下,经过洞庭、庐山,到金陵,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停留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官宦子弟一样,曾经多次刻苦准备,想求得功名。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李白未能求得功名,就返回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到襄阳,拜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此后数年之间,又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结交,远近皆知其名。

        天宝元载(公元742年),李白奉诏入京,在翰林院待诏供奉。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做宫廷侍从。之后李白没有受到重用,又遭到别人陷害,于是一年之后,李白便向皇上请求离去。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离开京城去远游。

        在这次远游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宋。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

        在这段时间里,李白的前妻去世了,李白又娶许氏,许氏去世后,又娶宗氏。此时家里出了变故,国家又不太平。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建功立业。虽然他仍旧去各地交游,但和以前有所不同,他更加关切国家的安危了。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发生,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出师东巡,让李白当了幕僚。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永王被打败并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流放至夜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途中被赦免,便沿着长江从东面回来。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

        综观李白一生,正当唐朝由盛转衰之时。由于初唐、盛唐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政治比较清明,一般文人学者,多半为国家所用,并为国家效力。李白年少之时,也曾抱有建功立业之志,但时值开元之末,朝政已经很腐败,张九龄被罢了官,李林甫专权,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书》说:“人们都认为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为丧乱的开始,臣却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这才是丧乱的开始。”在安史之乱前夕,有些文人学者就对当时社会状况很不满了,心系国家,担扰天下,并且表现在文字中。但李白这时年轻气盛,还有很多幻想,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希望建功而不成之后,归隐山林,为人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但不接受封赏,很像战国鲁连的作风。但待诏翰林不久,便为权臣所不容,这时李白对现实才有所认识。

        李白在朝廷中待的时间很短,对朝廷、官场只知大概而已,阅历很浅,不识时务。因此,他这时虽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却不像萧颖士、元结等人心忧天下,对现实比较清楚。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隐居或在朝做官,一直在李白心中纠缠不休。永王东巡,他应征做幕僚,完全是因为想在朝廷中施展才华,报效国家。至于最高统治者的内部斗争,他一无所知。由此而被投入监牢,以致流放,这是他料想不到的。

        (2)不恋荣名

        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游历各地期间写的诗文都充分表达了作为一个平民文人想要当官的愿望。《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都是这时有代表性的文章。《与韩荆州书》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慕,以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这是推荐自己之书,也就是“毛遂自荐”。李白少年气盛,积极求取功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

        与此篇类似的文章,还有《上安州裴长史书》,这篇文章说: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太白解表版画

        唐玄宗时,西域某国进奏表章,朝内无人能识,秘书监贺知章荐李白读表,玄宗又命李白草诏回复,以宣国威。李白记起入都城应试时因不肯贿赂主考官杨国忠及高力士而被黜的往事,就请旨命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以泄被屈抑之恨。图中西域使臣捧表,李白坐读其文,高力士、杨国忠、杨贵妃分立左右,玄宗坐于案前听李白朗读。

        这篇文章,不仅反映出李白的年少气盛,而且反映出他在文采和立论上,很像战国的纵横家。唐代的布衣文人,写过许多自己推荐自己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作者笔下,其内容和风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这类文章,有十分突出的特点,既不同于王勃等人的“怀才不遇”,也不同于韩愈等人的“不平之鸣”,而是充分地体现着一种不受拘束的个性。

        李白写于此时之诗,和他推荐自己之书是同一个风格。比如《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连在战国的时候是一个高人,经常帮人解决难题和纷争,却从不接受封赏。李白非常佩服,将其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是他的生活理想:积极地对社会作贡献,但不贪图功名。

        但李白这样的生活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他虽然诗名大振,而投书干谒却没有被任用。杜甫所谓“醉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恰可作为对他此时生活的写照。李白这时写的另外一些诗篇如《襄阳歌》、《将进酒》、《江上吟》、《梁园吟》等,也都反映出了他的满腔悲愤之情。《襄阳歌》中所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咸阳市中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也是借着酒意来排解忧愁的悲愤语言;《将进酒》中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是有才华无处施展而引起的愤恨。

        (3)放浪江湖

        李白做翰林时,相当于宫廷侍从,写过一些应制供奉之诗。《宫中行乐词》这几首,是受唐玄宗下诏书命令作的。它的用语和组织语句,很明显和以前作的这类作品不同。比如其三: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当时正值开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转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渐变为昏君。这时候有学识见地的人已经开始担心国家安危了,但是李白刚刚进入宫廷,阅历很浅,写出了很多歌颂盛世的诗篇。还有《清平调》三首,也是这一类的作品。

        当然,李白虽处于宫廷侍从的地位,他毕竟不同于谄媚的大臣。尽管写了这类歌咏升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也抒发了不同于一般侍从的感情。例如《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就表明了自己一贯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求取完功名,建功立业之后就归隐,这是李白选择的一条人生之路。即使在奉诏翰林,自认为青云平步之时,他也没忘记做隐士。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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