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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白居易诗名达天下
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1）累遭贬谪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来搬到下去住。他父亲名叫季庚，曾经做过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上国去游览，拿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去拜见著作郎顾况。顾况为人倨傲，很少对后辈有赞许之词，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的东西可贵着呢，想白居可不容易啊！”至他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才叹息说，“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想在全天下住都不难，老夫我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又参加选优考试，入围到甲等，封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付制举考试。这年四月，考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任京兆府周至县县尉。
居易作为下层小官吏，深知民间疾苦，而他写讽喻现实的诗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白居易被召回中央任翰林学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喻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看了他文章的当权者恨得咬牙切齿，扼腕痛恨，面色大变。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居易任满改官，又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不久因为母亲病逝，而回下守孝。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守孝期满，再次回到朝廷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请求皇上立即派人追查此事，但却遭到当权者忌恨，说他越职行事，还污蔑他作的诗“非常不利于国家教化”，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新唐诗》中传说他“已经失去了志向，还能随遇而安，假托佛教中生死转世的说法，就像忘记了自己一样”。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回京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任中书舍人。但由于此时天子荒淫放纵，当权者也不求上进，因此白居易上书言事时，也不被理睬，得不到重任，于是白居易只好请求出外地任职。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随后，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到洛阳任职。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在刑部尚书的任上退休。《唐才子传》卷六中说：“白居易老是因为忠而耿直被排斥，于是只好放纵自己，借酒浇愁。在重新被起用之后，又因为皇上们都年幼无知，就失去了做官的兴趣。因此在外地做官的时候，在香山和如满和尚等建立诗社，开荒种树，建石楼，开凿八节滩，作为游玩享乐的地方，整天茶杯酒樽不离手……并自称为醉吟先生，还为自己作了传。另外他还特别喜爱佛法，曾好几个月不吃荤，自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去世，此时七十五岁。新旧《唐书》都为他作了传。他的作品集有《白氏长庆集》。
（2）千秋佳作
和当时多数同时代文人一样，他曾经也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他认为，一个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就应该普济天下老百姓；一个人穷困潦倒的时候，也要使自己做一个清白的人。进与退，取与舍，都有其自身的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那个时候，文人学者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多数大都这样做，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也很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居易自小就懂得读佛书，学习禅法，等到成人之后，历经沧桑，心中空空的没有一丝杂念。所以当他入朝为官时，一旦看不惯那些丑恶现象，就出外为官，从到东都开始，一直到死都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大概从整个唐朝看来士大夫中能像居易这样的寥寥无几。”
由于政治上不得志，抱负实现不了，因此，居易把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因此就是当他在做谏官的时候，除了上奏言事之外，念念不忘的还是作诗。
居易之所以被贬官受排挤，除了越职言事是主要原因之外，写讽喻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在《与元九书》中又写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巳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作诗虽然给白居易带来许多麻烦，但白居易还是从中博得了名声。《与元九书》又说：昔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白居易并不把时人世俗所欣赏的诗看作是自已的最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种是讽喻诗，第二种是闲适诗，第三种是感伤诗，第四种是杂律诗。从上面这些话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是他自认为最得意的诗。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志趣。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写于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与元九书》中说：“自我做左拾遗一官以来，凡所碰到的感受到的，常写成各种形式的讽刺的诗体，从武德年间和元和年间，都是见事而作，此即题目为‘新乐府’的诗，一共一百五十首，这些诗都被我称作讽喻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针砭时政，忧国忧民是这类诗的主要思想特点。例如在《杜陵叟》中有这样几句：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又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老百姓的疾苦，统治阶级的骄奢，在这两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亡之际，这是一股极为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能深刻地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和深切地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是第一人。
与白居易同时间作“新乐府”体诗的诗人还有元稹。后来，一些后进作者也在元白二人的影响下涌现了出来。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十载：“乐府诗开创了反映现实社会诗的新时代。从杜甫开始，接下来是元稹、白居易……他们各自命名篇名，用寓讽于诗的手法写朝政民风，和其他一些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写这些诗的不能以言定罪，而读这些诗的更可以引以为鉴。再后来的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日休、陆龟蒙等人，也相继写这样的诗，并使写这种诗的风气越来越流行。”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白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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